也迷里故城遗址位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是一处宋元时期的大型中心城址。2013年的考古发掘出土了若干制作精良的彩釉砖残片。为探讨遗址出土彩釉砖的性质及来源，本研究通过装饰技法与制作工艺的比较研究，并结合成分分析，确定其为伊尔汗国生产的拉杰瓦迪纳（lâjvardina）釉砖。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拉杰瓦迪纳（lâjvardina）釉砖生产于13世纪末到14世纪并结合其他出土遗物分析，讨论了也迷里故城遗址的年代问题，认为该遗址就是窝阔台汗国的都城也迷里。也迷里故城遗址出土的釉砖是首次在我国发现的拉杰瓦迪纳（lâjvardina）釉砖，改变了学术界关于拉杰瓦迪纳（lâjvardina）釉砖传播范围的认知，为进一步探究蒙古几大汗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与物质文化交流奠定了重要基础。
新疆额敏也迷里故城遗址出土彩釉砖的来源研究——兼论也迷里故城遗址的性质问题*
也迷里故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部塔城地区额敏县也木勒牧场京什克阿克苏村北，北临额敏河，相距0.5公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2013年起对也迷里故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根据考古地层、出土文物等特点，初步确定也迷里故城遗址的时代为宋元时期。发掘区域属于城址周边的手工业作坊区，出土有大量陶瓷器及残片，其中出土了几片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彩釉砖残片，色彩艳丽，制作精美，之前从未见诸于考古报告。本研究对它的性质及可能的来源进行分析，判断其产地，同时对也迷里故城遗址的年代及性质进行讨论。
出土彩釉砖样品共3件。YML-TG-2，胎体泛白，一面有深蓝色釉，釉上纹饰丰富，有棕褐色勾勒纹样，白色花纹，厚度为1.4厘米〔图一：1〕。YML-GP-31，胎体泛白，一面有绿松石色釉，釉上纹饰丰富，有金色填彩，棕褐色勾勒纹样，少许白色花纹，还有一段深蓝色装饰，厚度为1.1厘米〔图一：2〕。YML-GP-21，胎体泛灰，一面有深蓝色釉，另一面为黑色，可能为烟熏或墨染，厚度为1.1－1.9厘米〔图一：3〕。
1. YML-TG-2
2. YML-GP-31
3. YML-GP-21
图一 也迷里故城遗址出土的彩釉砖样品
从样品厚度较厚这一点可以看出，它们不是日用器物残片，而是釉砖一类建筑用品。样品装饰精美，有的还有金色填彩，颇具伊斯兰风格，且制作工艺复杂。由此可以推断使用这些釉砖的建筑等级应该比较高。
从以上对样品的详细描述中可以看出，三块彩釉砖上都有深蓝色釉，或为底釉或为装饰。蓝色一般以铜为着色剂，但颜色都较浅，而这几块样品中的深蓝色应为使用了含钴颜料才会产生如此浓重的颜色。样品表面较为平整，没有明显凹凸的浮雕感。通过对釉层的观察可以看出，彩绘都在底釉之上，应为先施底釉烧制定型后再在其上施以彩绘装饰，经过二次烧制固定，显微镜下观察，纹饰有微微凸起的效果，可以判断其为釉上彩绘砖，因此排除以叙利亚类型为代表的釉下彩绘类型。YML-TG-2和YML-GP-31上都有多种颜色装饰，YML-GP-21样品很小，并未发现除深蓝色底釉外的其他装饰。通过观察釉层表面光泽度可以看出，样品并不像虹彩釉砖一样具有金属光泽，因此也可以排除其为虹彩釉砖。其中YML-GP-31上有金色装饰。通过总结以上描述，也迷里故城遗址出土的这三块彩釉砖样品是具有以钴为着色剂的深蓝色釉的多色釉上彩绘砖，有的还有金色装饰，这种类型与仅存在于13世纪末－14世纪的伊尔汗国生产的拉杰瓦迪纳（lâjvardina）高度吻合。拉杰瓦迪纳最显著的装饰特征是使用金箔以及如青金石一般的深蓝色、绿松石色或白色釉料为底色，上绘红色、黑色和白色。在大多数情况下，原始图案是描金的，其边缘被涂成红色，属于多色釉上彩陶瓷。〔图二〕是一块13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的拉杰瓦迪纳八角星形瓷砖，使用了深蓝色底釉，上绘棕褐色、白色装饰，并在棕褐色描绘的图案中描金。〔图三〕为13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初的拉杰瓦迪纳十字形瓷砖，使用绿松石色底釉，上绘棕褐色装饰且在棕褐色描绘的图案中描金，其边缘被涂成红色。这些是典型的拉杰瓦迪纳瓷砖，与也迷里故城遗址出土的样品相似度很高。通过广泛对比，可以判断遗址出土样品为拉杰瓦迪纳。
图二 13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的拉杰瓦迪纳八角星形瓷砖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图三 13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初的拉杰瓦迪纳十字形瓷砖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关于拉杰瓦迪纳的诞生有一种猜测，认为其基于多色釉上彩陶瓷在波斯近乎连续的发展历史。公元12世纪，伊朗中部卡尚（Kashan）出现了一种多色釉上彩陶瓷技术，该技术被称为haft rang，现在被称为minai。这种陶器是在不透明的白色或绿松石底釉上用多彩纹饰装饰。但minai陶器的生产仅限于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并且仅限于陶器，并未发现有minai用作瓷砖。当时的陶瓷工业中心是伊朗中部的卡尚，蒙古人入侵后，minai陶瓷没有继续生产，而是失传了，可能演变成了一种相关的技术，即拉杰瓦迪纳。它是在伊尔汗王朝统治下生产的最独特的釉陶产品，仅限于13世纪末和14世纪的几十年中，大多数为深蓝色釉料，淡蓝色和灰白色釉料不常见，拉杰瓦迪纳器皿需要烧制两次，第一次是底釉的烧制，烧成后在釉上用多彩颜料绘制纹饰并在需要的地方敷金箔，第二次烧制是用比第一次低的温度（890℃－920℃），以使釉上的多彩纹饰及金箔固定下来。
拉杰瓦迪纳的生产时间非常有限，且目前有记录的发现拉杰瓦迪纳的地区并不是很多。伊朗本地发现得最多，在苏丹尼耶（Soltaniyeh，14世纪完者都修建的伊尔汗国的首都）、哈桑卢（Hasanlu，伊朗西北部）、内沙浦尔（Neyshapour，伊朗东部）、尸罗夫港（Siraf
Port，中世纪波斯湾重要港口）都有发现，而关于拉杰瓦迪纳最伟大的作品应属位于塔赫特苏莱曼（Takhte Soleyman）的伊尔汗国宫殿。塔赫特苏莱曼遗址位于伊朗西北部，这里有萨珊火庙和夏宫的遗迹，由伊尔汗国第二任君主阿八哈在13世纪下半叶建造。在德国考古研究所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釉面瓷砖，显示了建筑的华丽装饰，其中就出土了大量拉杰瓦迪纳遗存，如〔图四〕所示即为装饰着龙纹的拉杰瓦迪纳彩釉砖。当然，发现不仅限于伊朗伊尔汗国，在约旦、埃及和意大利也发现了一些拉杰瓦迪纳的遗存，同时在金帐汗国地区的使用也较为普遍。从这些地方发现拉杰瓦迪纳遗存也很合理，因为意大利和埃及商人以及金帐汗国居民之间存在贸易关系。由于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伊朗伊尔汗国以外的地区有生产拉杰瓦迪纳釉砖的能力，因此学术界认为其他地方发现的拉杰瓦迪纳釉砖都是从伊尔汗国传播出去的。
图四 拉杰瓦迪纳釉砖 伊尔汗国时期（13世纪-14世纪）
塔赫特苏莱曼遗址出土，为阿八哈汗建造夏季行宫时所用，装饰了龙纹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之前发现的拉杰瓦迪纳往往仅限于当时的伊尔汗国周边地区，而本次在新疆也迷里故城遗址发现拉杰瓦迪纳遗存，是首次在中国发现拉杰瓦迪纳，由此可以看出，拉杰瓦迪纳的传播范围比之前所认为的要更加广阔，打破了以往学术界认为拉杰瓦迪纳的传播范围仅限于伊朗周围的亚欧地区的观点，证明其也传播到了当时窝阔台汗国的领地，它见证着当时的伊尔汗国与其他蒙古汗国之间丰富的物质文化交流。
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法，研究团队对样品进行了成分分析，实验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完成。采用布鲁克（BRUKER）公司生产的ARTAX400能量色散型微区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对样品的胎釉测试条件均为：铑（Rh）靶，电压30kV，电流900μA，测试时间300s，氦气环境，束斑直径1mm，测试精度0.01%。为了减少错误，每个点测试三次，取平均结果。以康宁玻璃（corningglass B,C,D)为标样，样品用无水乙醇擦拭表面，放置于样品台进行胎釉成分测试。
对YML-GP-31样品表面的金色装饰也进行了成分分析，测试条件为：铑（Rh）靶，电压50kV，电流600μA，测试时间200s，空气环境，束斑直径1mm，测试精度0.01%。为了减少错误，每个点测试三次，取平均结果。以玫瑰金为标样，样品用无水乙醇擦拭表面，放置于样品台进行成分测试。
伊斯兰陶瓷胎体主要有两种类型：石英胎（stone paste）和粘土胎（clay paste）。粘土胎根据石灰含量可进一步细分为钙质和非钙质。因此，伊斯兰陶瓷胎体由以下三种类型组成：石英胎，氧化硅的含量大于75%，其中绝大多数氧化硅的含量大于85%(典型为氧化铝的含量小于8%，氧化钙的含量小于9%)；钙质粘土胎，氧化钙的含量大于6%，其中绝大多数氧化钙的含量大于10%(通常氧化铝的含量大于6%，绝大多数氧化铝的含量大于10%)；非钙质粘土胎，通常氧化钙的含量小于6%，氧化铝的含量小于12%。而釉料可以根据氧化铅的含量分类，分为碱石灰釉(氧化铅的含量小于2%)、低铅碱釉(氧化铅的含量在2.0%－9.9%之间)、铅碱釉(氧化铅的含量在10%－35%之间)和高铅釉(氧化铅的含量大于35%)四种类型。由于轻元素没有进行X射线荧光分析，不能确定伊斯兰釉中主要碱的浓度，这种分类方式存在一定缺陷，但目前并没有找到更权威的同时包含铅、碱含量的分类方法，因此还是将新疆也迷里故城遗址出土的拉杰瓦迪纳样品按该分类方式进行分类，属于石英胎，铅碱釉。
通过［表一］至［表三］的成分分析可以看出，拉杰瓦迪纳样品中的深蓝色釉都是以钴为着色剂的。YML-GP-31样品中的绿松石色底釉的着色剂为铜，其上金色装饰的主要成分为金和铜，有部分脱落，应该没有釉料做保护层。三个样品的胎的组成成分相似，或许可以推断为同一个地方烧造。
目前搜集到的对拉杰瓦迪纳样品做成分分析的案例并不多，一个12－13世纪来自伊朗苏萨的拉杰瓦迪纳样品，其成分如［表四］所示，从数据中可以看出该样品属于铅碱釉。就目前所列出的数据对比，该样品的碱含量较少，铅含量较高，与也迷里故城遗址出土拉杰瓦迪纳样品成分较为相似。但由于对比样品数量只有一个，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为判断产源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表一］也迷里故城遗址拉杰瓦迪纳样品釉料成分 (wt%)
［表二］也迷里故城遗址拉杰瓦迪纳样品胎体成分 (wt%)
［表三］也迷里故城遗址YML-GP-31样品金色装饰成分 (wt%)
由于以往的研究中对拉杰瓦迪纳的成分分析数据较少，因此通过对比成分数据来判断产源很难实现，而对前人提到的拉杰瓦迪纳样品的装饰风格进行总结，并与新疆也迷里故城遗址出土拉杰瓦迪纳对比，对判断产源有很大帮助。
在伊尔汗国时期，陶瓷和建筑中都会融合伊斯兰和中国的技术、风格和图案，门井由佳（Yuka Kadoi）在她的书《伊斯兰中国风：蒙古伊朗的艺术》（Islamic Chinoiserie: The Art of Mongol Iran）中很好地总结了这一点，中国风格的反复使用被视为“统一整个欧亚大陆装饰理念的理想手段，以一种引人注目的视觉方式象征蒙古对中国和伊朗文化领域的控制”。
因此伊朗艺术家经常在陶瓷设计中融入中国风格的元素，尤其是诸如莲花、龙、成对的鱼和蓝白色调，拉杰瓦迪纳陶瓷中也展示了中国风格的元素，大量使用深蓝色釉，加上白色、红色和金色的釉上绘画。
拉杰瓦迪纳上经常使用的图案有以下几种：①龙、凤凰、鹤等动物形象，由中国传来，一般象征着王权；②几何和植物图案，这些图案创造了一个丰富的纹理表面，就像编织图案一样，有学者认为拉杰瓦迪纳上的图案及风格可能部分受到了纺织品的影响；③古兰经片段，在柏林艺术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都收藏有带有古兰经片段的拉杰瓦迪纳瓷砖，可能来自皮尔－巴克兰陵墓。从以上总结中可以看出，拉杰瓦迪纳的装饰图案深受中国和伊斯兰风格的影响，而这正是这一时期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时代主流。
也迷里故城遗址出土的拉杰瓦迪纳样品上就装饰有大量几何图案，从样品图片可以看出，几何图案分布密集，多以弯曲的线条组成，线条较粗且不均匀，应为手绘上去的，主要由棕褐色的线条勾勒纹样，点缀以少量白色线条装饰，有的在棕褐色线条勾勒的纹样中描金。伊朗出土的拉杰瓦迪纳样品中，几何图案装饰也大都如此，多使用棕褐色的弯曲线条勾勒出纹样，白色线条点缀装饰，如〔图五〕所示。由此可见，也迷里故城遗址出土的拉杰瓦迪纳样品与伊朗出土的样品装饰风格十分相似。
通过以上总结可以发现，伊朗生产的拉杰瓦迪纳本身的装饰融合了伊斯兰和中国两种风格，而也迷里故城遗址出土的拉杰瓦迪纳与伊朗生产的拉杰瓦迪纳的装饰风格相似。也迷里故城遗址出土的拉杰瓦迪纳样品釉层厚薄均匀，胎体致密，使用的原料也较为珍贵且工艺复杂，可见工匠的制作纯熟，工艺成熟度较高，不是仿制能达到的工艺水平，并且在也迷里故城遗址也并未发现釉陶的生产作坊。也迷里故城遗址出土的拉杰瓦迪纳属于石英胎，一般认为，伊斯兰陶工希望模仿进口的中国瓷器所以引入了石英胎，它不需要使用大量的白色粘土和高温烧制技术，就能生产出如中国瓷器一般洁白坚硬的胎。所以石英胎是一种伊斯兰陶瓷对中国陶瓷的模仿，在中国出土的石英胎陶瓷也理应是从伊斯兰传播而来的而不是本地制作的。
伊尔汗王朝于13世纪对萨珊王朝的塔赫特苏莱曼宫殿进行扩建，这是唯一已知的卡尚的工匠被遣送到该遗址生产陶器，其中就有生产拉杰瓦迪纳。既然需要卡尚的工匠长途跋涉去塔赫特苏莱曼遗址制作，说明该工艺比较复杂，且可能只有有限的一些工匠掌握烧制技术，才会需要他们去该遗址生产而不是直接由当地仿制而成。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仿制的难度，在伊尔汗国内部尚难以仿制，更何况在伊尔汗国之外的地区。考古资料证明分布于伊尔汗国境外的拉杰瓦迪纳绝大多数都是伊朗卡尚生产之后传播去别的地方的，目前也并未在伊尔汗国之外发现烧造拉杰瓦迪纳的地方，因而推测也迷里故城遗址出土的拉杰瓦迪纳也为伊尔汗国生产后传入中国。
就也迷里故城遗址出土钱币状况看，遗址的年代上限应不超过宋代，遗址内未发现明清遗物，下限应在元代，判断也迷里故城遗址为一处宋元时期遗址，遗址年代的判断因为缺乏标准器，因此年代范围比较宽泛。而拉杰瓦迪纳本身延续的时间十分有限，仅限于13世纪末－14世纪，因此可以在上述年代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小，将年代范围划定在元初。
从发掘情况可以看出，也迷里故城遗址面积达300余万平方米，出土物非常丰富，此次发掘出的手工作坊区，行业纷繁，分工细致，必然有一定规模的定居族群作为支撑，可以推断为一处大型城市遗址，有极大可能是城址周边的手工业功能区。这种大型城址理应在文献中有所记载，为了确定城址的性质，对宋元时期额敏地区存在的城址进行了梳理。
《新元史》记载：“二十年乙酉春，帝至和林行宫，分封诸子：以和林之地与拖雷，以叶密尔河边之地与窝阔台。以锡尔河东之地与察合台，以咸海西货勒自弥之地与术赤。”可以看出，在成吉思汗二十年即1225年，窝阔台在叶密尔河边建城，称也迷里城。叶密尔河即今天的新疆额敏县的额敏河。这座城池也数见于元代史籍。《元史•宪宗本纪》称之为叶密立，《速不台传》作也迷里，《耶律希亮传》作叶密里城，常德《西使记》作叶瞒城。在也迷里古城成为窝阔台汗国都城后，有欧洲旅行者曾到也迷里造访，见证了古城的存在。柏朗·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曾途径过也迷里古城，他记述：“接着，我们进入黑契丹人地区，这里只是到了最近才建了唯一一座叫斡密立的城市，皇帝让人在这座城里建了一座宫院，我们被邀请进宫畅饮。皇帝在当地的代表派人命令市里的达官显贵和他的两个儿子设宴招待我们。”注释对斡密立一词解释说: “此城位于叶密立河（Imil或Emil，额敏河），它注入了阿拉湖。此城可能距今之塔城（Tchugutchak）不远。”
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在宋元时期，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伫立于该地区，称为也迷里古城，且元初这一地区城镇分布很稀疏。这就为推断也迷里故城遗址即为也迷里古城提供了史料中位置记载的证据。
纵观窝阔台汗国与伊尔汗国的史料，虽然并未发现二者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准确记载，但仍能窥到一些蛛丝马迹。在海都崛起过程中，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金帐汗国作为他的盟友，并与忽必烈的侄子阿八哈建立了友好关系。阿八哈作为伊尔汗国第二任君主，和海都有着友好关系，那窝阔台汗国和伊尔汗国之间有各方面的交流往来也不足为奇。虽然后期两国之间的关系是以长期斗争为主，但自1303年都哇、察八儿等与元朝达成和议，历时四十余年的宗室内争暂告结束，成宗将此事昭告诸汗国。海都割据时期的大规模战乱终于停止，这对元朝与伊尔汗国的关系以及东西交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可以看出，虽然窝阔台汗国与伊尔汗国之间是长期斗争的关系，但也有关系缓和的时期，这为两汗国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而拉杰瓦迪纳釉砖的发现进一步为这种交流提供了实物证据。
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发现，拉杰瓦迪纳的应用分为日用器皿和建筑瓷砖两大方面。日用器皿上大多有精美的花纹以及金箔装饰，很显然不是一般人可以使用的，而应该是专门提供给达官贵族或者富室大家，有记载称有些拉杰瓦迪纳器皿被君主当作礼物赠送给来宾，可见其珍贵程度。使用拉杰瓦迪纳瓷砖的建筑也都并非普通建筑，目前发现的有塔赫特苏莱曼的伊尔汗国宫殿，属于皇家建筑；皮尔巴克兰陵墓，是伊尔汗国的历史遗迹；加尔哈特大清真寺，是阿曼的中世纪伊斯兰建筑；古特姆·伊本·阿巴斯的纪念碑，位于撒马尔罕郊区。从目前收集的资料来看，使用拉杰瓦迪纳做瓷砖的建筑多为宫殿、陵墓、清真寺、纪念碑等，等级都比较高，并且多数都为宗教性质的建筑。
此次在新疆也迷里故城遗址发现的拉杰瓦迪纳样品，厚度比较厚，显然不是日用器皿，而应该是建筑瓷砖，并且与样品一同出土的还有一些虹彩釉砖，也是伊斯兰地区著名的陶瓷类型，经常与拉杰瓦迪纳一起应用于高等级建筑上。通过对其他地方拉杰瓦迪纳瓷砖应用的建筑进行统计可以推测出，拉杰瓦迪纳瓷砖在伊尔汗国本身就应用在等级比较高的建筑上，而传播到其他国家也是在高等级建筑上使用，说明它很珍贵且使用范围比较局限。由此推断，应用拉杰瓦迪纳的也迷里故城遗址的建筑应该也是类似于宫殿、陵墓等的高等级建筑，只是目前的考古工作尚未确定这类高等级建筑的具体位置，因而釉砖出土量有限。可以推测也迷里故城遗址本身也属于大型城址，结合年代分析，它就是窝阔台汗国的都城也迷里。
新疆也迷里故城遗址面积广阔，出土物丰富，其中出土有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彩釉砖，经过对比分析，确定其为拉杰瓦迪纳（lâjvardina）釉砖，且为伊尔汗国生产后传入该地。拉杰瓦迪纳釉砖生产于13世纪末－14世纪，由此推断也迷里故城遗址的年代为宋元时期，根据史料记载和拉杰瓦迪纳的应用以及考古调查及勘探的结果，证明也迷里故城遗址本身属于大型城址，因此也迷里故城遗址就是窝阔台汗国的都城也迷里。此类绘彩描金釉面砖在同时期的波斯及周边地区主要见于宫殿或清真寺之类的高等级建筑上，也迷里故城遗址出土的拉杰瓦迪纳釉砖残块，说明当时的也迷里城的文化交流与物质流通相当发达，影响力向西可达波斯地区。本次在也迷里故城遗址发现拉杰瓦迪纳遗存，是首次在中国境内发现拉杰瓦迪纳，打破了以往学界认为拉杰瓦迪纳只分布在伊朗周边的亚欧地区的看法，证明拉杰瓦迪纳的传播范围比以往认知得要更为广阔，同时也证明在这一时期东西方存在着丰富的物质文化交流，为探究蒙古几大汗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与物质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中国－中亚人类环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疆额敏也迷里故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9XKG005）和“西藏象泉河流域早期金属时代珠饰生产、流通与文化互动研究”（项目编号：22BKG023）的资助。
本文完整注释及附录信息请检阅纸本期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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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睿 吴嘉宝 刘瑞俊：《新疆额敏也迷里故城遗址出土彩釉砖的来源研究——兼论也迷里故城遗址的性质问题》，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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